莲峰曾经有过的起义

　　民国17(1928)年，陇西一带遭百年不遇的大旱，田禾枯萎，颗粒无收。至18年春，灾情益重，人众流离逃亡，村舍为墟。当时，陇西县政府当局不但不放粮赈济，反而派人敲诈勒索。1930年5月5日(农历4月初7)，陇西县政府派出张有仁、赵鼎铭带领梁德等14名班头去莲峰乡(当时属陇西县管辖)催粮要款，他们从县城出发，一路敲诈百姓，搞得怨声载道。到了莲峰何家湾后，直奔杨廷佐家。
　　杨廷佐是何家湾的大户，为人正直，乐善好施，在这方圆十多里很有威信和影响。班头们想先治住杨廷佐，杀一儆百，便可为所欲为。他们一进门就先来个“下马威”，一口要出比所派粮款数高出许多的“鞋脚钱”。杨廷佐一看这个架势，知道来者不善，他心思:得先稳住他们，然后再寻对策。于是，连忙吩咐家人备饭沽酒，好言以待。班头们以为杨廷佐好对付，绷紧的弦松驰下来，有的上炕抽起了大烟，有的窜到厨房、闺房，挑逗人家妻女，专找坏事去做。酒足饭饱后，开始讨价还价，争来争去，数目大得使杨家仍然难以承受，班头看来磨不出名堂，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便把杨廷佐绑了起来。杨家大小纷纷跪地求情，庄上有不少人也来帮说好话。但班头们无动于衷，毫不松口。
　　俗话说，“人逼急了什么事也能干出来”。杨廷佐是烈性子人，他眼看着这群人翻箱倒柜，怙恶不悛，已忍无可忍，再加之自己皮肉受苦，一时气忿难平。于是趁其不备，给长子杨敬才耳语:“把这些家伙给宰了!"杨敬才同他父亲一样也是个烈性子，他出得门来给亲房邻里一说明情况，征求大家的意见。人们当即意识到，杨廷佐受整之后，就会轮到他们自己受整了。反正不是逼死就是饿死，与其这样，不如索性来个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倒觉痛快。大家商定，入夜后动手。
　　晚上，班头们被分配到何家湾、张家滩、老王沟3处地方睡觉，他们以为“杨大爷已经被整服了”，便放心地去睡了。到了深夜，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，有一定经验的罗纹绮、赵十长，将串联起来的人及杨家子侄分编成3队，分赴3处地方，叫好号子一齐动手。霎时间，15名班头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刀下之鬼，“犯事”的农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，讲“江湖义气”，将1名刚跟出来的青年学生放走，教他去城里报信。
　　杨延佐面对15具尸体，出了一身冷汗，觉得事情弄大了，绝难逃脱被围捕缉拿，全家抄斩的下场。他心一横，从牙缝中挤出4个字:“反了他的”。头脑冷静后，他连夜派人联络各庄，准备“起事”。蓬峰乡一带的民众饥寒交迫，怨气沸腾已非一日，他们对统治阶级当局的仇恨犹如喷薄欲出的火山溶浆。有杨延佐这样一位工于心计，有胆有识的人带头，哪有不愿之理?经联络，何家湾、老王沟、张家滩、叶板川、梁头下、杨家庄、红崖里、阳坡里、孔家坪等10多个村庄都表示同意“起事”。于是，大家紧张地动员起来，一些有枪有马的人家，立即自我武装起来;没有武器的人家，或互相借，或将能改制的改制，能顶替的顶替，也武装了起来。天亮时，已有300多名怒火中烧的队伍集合了起来，在孔家坪堡子上扎营结寨。
　　为了争取主动，经各庄“起事”头人和地方上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反复商量，决定向国民党省党部、省政府、省参议会“公禀”。由古迹坪汪荷亭先生执笔写的禀帖大意是:连年天旱，民不聊生，苛捐杂税，官逼民反;“家菜尚未播种，野草犹未萌生，命从呼吸，其何能待?处此境地，鞭打绳绑，催粮即是催民命。催命至已，愤起杀人”云云。在向省发出禀帖的同时，为了以防不测，派人向鲁大昌求援。鲁大昌是个大军阀，在岷县自称“国民革命军甘肃讨逆军总司令”，如果出兵相救，一两天内就可到达。可是，起义农民看错了人，鲁大昌绝不会为他们而与国民党军队为敌。事发20多天不见“救兵”到来，而驻防临洮的马鸿宾部X团已调集渭源，镇压行动在即。出于无奈，只好由罗纹绮带领武装队伍向岷县转移。当队伍迂回至峨峪里时，从渭源县城赶来的国民党部队截住了去路。经过短时间的战斗，这支既缺乏作战经验，又缺少枪支弹药的农民队伍被打散了，到达岷县时仅剩下100人左右。
　　鲁大昌是靠收编土匪武装和难民起家的。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，他当然看中这100人枪，于是诱骗他们入伙，收编为自己的一个“游击队”，任命罗纹绮为队长，给杨廷佐一个空头“参议”。
　　这支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，从杀死15 名班头“起事”到被鲁大昌收编而宣告失败，前后仅一个月左右，但短短一夜时间能动员起300多人参加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动。此后，陇西县政府当局长时间不敢派人再去莲峰一带活动。甘肃省政府不得不派来一个团的兵力进行防范(他们20多天畏缩在渭源县城，不敢轻举妄动)。人们对这次行动皆大喜欢，有首歌谣在这一带至今流传:“中华民国19年，狗腿子上了何家滩，敲诈勒索要粮款，官逼民要反，杀梁德，人人好欢喜!哎哟!哎哟哟，人人好喜欢!”
　　（标题为编者所加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