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念任谦伯伯

苦难生活中的心灵慰藉，怀念任谦伯伯
作者 / 张亚娃

　　沙漠里的泉水，给人希望；苦难中的慰藉，给人信心。自小常常从故乡老人们嘴里听到的“任团长”或“任栗栽”正是我们的任谦伯伯。任伯伯是我们县上人。他和我们家是老亲戚，更是通家之好。他1906年10月出生在我的故乡渭源县庆坪乡的一个农民家庭。20岁离开故乡到冯玉祥的部队从戎作战，开始一生的军旅生涯。
　　我大伯（张书绅，故乡人都称张行伍，比任伯伯大三岁）和任伯伯是同龄好友。可以说，大伯的家，也成了任伯伯的“我哥舍”（我哥哥家）。他后来每回故乡，都吃住在大伯处。40年代初，他招兵买马、训练队伍之时，长时间吃住在我大伯家里。在大伯那里，他非常放松，非常有安全感。父亲在外地读书期间，他和父亲有书信来往。而且任伯伯每次回到故乡，总是把父亲给爷爷的家书全部要去细读。他还要求在北京读书的父亲给他写过一封信，专谈对共产党和祖国未来的看法。任伯伯每次来故乡，从他诸多事情的安排解决到平安启程都由大伯负责。任伯伯会对大伯说：“哥，你给我寻(xin,二声)个棒子（即鸦片，俗称大烟）！我过个瘾。”大伯总要找点鸦片，消除他的疲劳，减轻他的重负。而这一切接待和花销都由我爷爷支撑。大伯早期只任一个替民交租、替民挨打、被恶霸欺凌的保长角色。后因一场官事被民众推举为区长。由于厚道，替贫苦老百姓说话办事，数次被官府上刑，总是爬在单架被人抬着回家，他总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：“这破皮官我再也不当了，打死我也不干了”！可伤刚养好，又被大家 数次劝说推举“只有你合适”而“官”复原职。1936年红军入城时，县长及其官僚们苍慌而逃。大伯也和张亨等其他开明人士一道打开城门，忙前跑后地迎接、照顾“年轻娃娃们”（老辈们对红军及后来解放军的爱称)。
　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任伯伯任甘肃省领导。父亲1950年也从北京大学毕业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首都工作。任伯伯去北京找父亲通宵长谈。讲述他1943年见到周总理及周总理对他的鼓励；讲他的那个特殊部队，讲他临危不惧、机智脱险，在关键时刻，用跪地扔麻钱，嘴里只是念叨“共产党来了”、“共产党就在我跟前”的算卦形式更换自己角色，和官兵们一同公开心照不宣的隐形身份，还讲他如何上延安作延安政府委员……当然，谈话的主题不是类似精采的故事，而是两人共议如何在甘肃搞好民族团结，共同建设甘肃，发展甘肃文化教育大业。任伯伯把邀请汤用彤（汤一介先生的父亲）、贺麟、冯至、徐悲鸿等一批大师赴甘肃考察、讲学的任务交给父亲……这些计划都因父亲突遭厄运(100/100的冤案)而夭折。
　　大约是1964年，邓宝珊和任伯伯两位省长来渭源考察民情，检查教育。任伯伯一到县上，直奔北关，去找我大伯。正好碰到在路边给生产队撒(sa，一声，)粪的我母亲。任伯伯问母亲：“张书城现在做啥(sa,一声）着呢”？母亲说：“在(cai，一声）农业社里劳动着呢”。当时大伯不在家。母亲力主“好久没见了，想办法招（让 ，一声)见上一面！人家专门上门着看来了，就招看给下(ha，二声)，朋友么，好久没见了，想了”！她让大伯的儿子张亚经去12里之外的上张家湾（我们北关7队的磨房里）叫大伯。大伯穿着破旧的衣服，头发“染霜”，以一个绝对磨户客（即看磨人，也叫看磨的，磨户家，面客子 ，如北关的杨虎林爷爷大家都叫杨面客。“客”在故乡读kai，二声)的身份，一路小跑赶到县政府拜见了久别的老友。任伯伯看到大伯跨步向前，伸出双手紧紧地攥住大伯的两手，激动的说“哒呱哟（是吃惊时发出来的感叹句。相当于普通话“天呀！”、“妈呀”)！都饿死了着，把你啊么着(“啊么着”相当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“为什么”、“为啥”、“怎么”)没饿死呢”！他把大伯拉到房间，用清茶招待。两位旧日朋友重逢几小时，又依依惜别。别离悠长，相聚甚短！见面结束之后，大伯吸着鼻子、哽噎抽泣着直接来到我家，蹲到门口墙根，一边哭泣，一边激动地重复叙道：“没想到栗栽还来看我”，“我算个啥”！“把个我么，有啥看头呢！”“啥(sa,一声)风把这(zhi，一声)人给吹来了”！感动的泪水、感激的话语持续到天空拉上了黑帐。被老友掂记的幸福、和老友见面的激动，全从他流不完的泪水和重复不尽的话语中渗出。“怎能忘记旧日朋友，心中能不怀想；旧日朋友岂能相忘，友谊地久天长”！那天，父亲被集中到一个较远的地方做义务工修坝。错失拜见任伯伯的机会。
　　任伯伯回到兰州后，给父亲寄来一封“来兰一见”的信笺。父亲怀中抱着我，去兰州任伯伯的办公室接受召见。父亲给一位中等身材、戴着蓝色遮檐帽的中年男子说明来意，他去联系，不一会儿工夫，他回来告诉父亲：“你赶紧去吧！他等你着呢”！父亲敲门后，听到“进来”之声就推门（记得是二楼）进去叫了一声：“哥”。任伯伯坐在一个浅肉色单人沙发上，和父亲四目相对。然后任伯伯用右手食指挑起眼镜片抹泪，叫父亲搬一个简易木头靠背椅坐他跟前。父亲靠墙坐下。在任伯伯一再“过来坐”、“近点儿”、“再往前”的命令声中，最后父亲从墙根挪到距他三、两寸的距离。然后揭开他右手边茶几上一个透明玻璃小糖罐儿，让我取水果糖，我胆小不取。最后他取给我两个糖 ，指着他右方窗户外叶片茂密、绿意盎然的大树说：“去，过去看雀(qao，四声)儿去！乌树上有雀儿呢”！我见树上没有，返身。任伯伯命令我：“等一会儿就飞来了！大人们说话，娃娃们不能听！你不要转过来！我招你转过来，你才能转过来！”我 遵从“军令”。手里捏着水果糖，乖乖地盯着窗外院子里的那棵大树，等着雀儿从树枝里跳出，等着雀儿从天空中飞来。直到父亲用嘶哑的声音叫我走时，我才慢慢转过身来。我想，我给任伯伯说“再见”的声音和进门时叫“任伯伯”的声音一样细小。离别时，他们两人还在吸鼻抽泣。父亲抱起我时，我才看清他两只眼晴哭得已经红肿。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泣。出门后，父亲哭声更大。我想用手堵住他的嘴，说声“爸爸不哭”，又想从他怀里溜下来不给他增添重负，可我仍然在他怀中发愣，焦急又害怕.……。父亲抱着我在院子空旷处一个杆子（好像是电线杆子）旁无法抑制地痛哭。直到我也无助地开始张口大哭，他才紧紧地抱着我离开。拜见任伯伯的情景在我脑海至今纤毫毕现。他的平头、他的光亮前额、他的强健体魄、他的宽大身躯、他的标准渭源话……父亲自小苦读好学，在小学时，就开始发表抗日爱国文章，而且一路爱国爱民……常常受到任伯伯的鼓励，任伯伯最了解父亲，最懂父亲悲欢。懂得是生命中最美的缘，是生命中最好的遇见。
　　我们带着任伯伯写给故乡有关部门“请适当安置”的信件回家。不久父亲在县一中当上代课教师（工资上交给生产队，记成工分儿，个人可得几块钱的报酬），教授语文和俄语。刚刚一年，“四清”运动开始。父亲又作为阶级敌人被清除。在生产队年终结算时，我们全家五口人只得到180斤秕粮食。母亲含泪在院子里簸好，父亲当天下午送到张家 湾儿一个生产队客户不多、排期较短的小磨房里。想赶紧磨成面粉以解燃眉之急。第二天父亲起早摸黑赶到那里时，磨物已被人挖一墙洞偷走。跑了多少趟，最后只给我们赔了三十来斤黑糜子了事。我们在饿死的边缘游走。在不给我们借粮、不批救济粮、不发救济款的情况下，父亲拉着车，我和奶奶睡在铺着爷爷留下的一件没面子烂皮袄里，一路寒风凛冽，去陇西奶奶娘家门上开始乞讨。熟羊城 （今首阳镇）的尕姨奶奶，让她的孙子找了二两油，给我们做了两碗白面面条。又从柜子上的一个瓦罈子里挖出四碗熟面给奶奶；董家堡（bu ，四声)的三舅奶奶家（中国林科院张建国是她的孙子）一帮娃娃，一大家子人，硬是挪腾出了两升青棵和二、三十斤尕洋芋。建国的父母（我的姑舅爸和姑舅婶婶)送我们启程。站在路边的四、五位长者给父亲赶紧卷一大根旱烟说：“吃个烟了再上路”！他们又卷了两根较小的给父亲别在两耳后说：“在路上抽”。还有两、三位长辈妇女站在马路的另一边抹泪，用“走呢(？)”“走好(！)”相送。父亲去逝前说，他和这些长者都不大熟悉。奶奶缩在皮袄里；我非要背朝父亲坐在车上，从寒雪中让这些长辈们慢慢消失在我的视线线中；然后转身，任凭寒风里挾裹着烟香味儿的雪片，扑打在我的脸上。那天是腊月三十。2018年4月，我从陇西东铺坐车经过这里，想下车寻访旧人。热心的乘客指给我已被拆成一片荒滩的董家堡。他们说，人们老早搬走了，这里要建一个大集市。都说“再寻(xi，二声)不见了”。想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在天边，又在眼前，他们永驻我心间。珍贵的食物支撑着我们过了年关，翻年在寒冷的春季，请了本村三、四个社员，正在忙着拆房，欲卖瓦求生。可突然冲进三、四个穿公安制服的人搜查……。自此，我们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。

（续下页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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